要不要反对补习班？取决于你是什么阶层

补习班该不该开的问题，在如今国内颇具争议。“铁头”这一闹，又把这个争议话题炒起来了。

所谓当局者迷，国内相关话题，谈起来比较复杂且争议太大。我们不妨看看我们的邻国韩国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一番什么“探索”。

(相关资料图)

前两天看韩剧《黑暗荣耀》，有一个情节我印象挺深的——宋乔恩演的那个女主，在复仇路上为了报答她的一位助手阿姨，说我给你上中学的女儿补课吧，你按最低时薪给我算工资就好，然后那个阿姨如蒙大恩一般对女主感激涕零。

而女主给孩子补课方式弄得跟地下党接头或阿汤哥演《谍中谍》一样——她让孩子周末去首尔，在回程时买一张与自己相邻座位的指定席车票，然后两个人在高铁上碰头，利用行程的这一个小时时间补课。

韩国的火车票虽然行程短，但可不便宜。所以这样搞多了，被她补课的孩子也看出来了，说你身为教师（女主是小学教师），私自给学生补课犯法吧。女主的回答非常“韩式幽默”，说：是啊，可我这人从来不怎么看重法律。

其实在整部《黑暗荣耀》当中，有好多谜跟这个相关——女主想要对社会上层的仇人复仇，为什么选择去做小学教师？她又如何攒下了复仇需要的大笔资金？为什么阿姨听说她愿给自己孩子补课，仿佛受了大恩一般感激涕零？补课就补课，为什么非要用这种地下党接头一般的方式进行？

所有这些事，其实都源自韩国那个奇葩而纠结的补课业历史。

韩国这个国家在二战后刚独立时真的是噩梦开局。要工业没工业、要技术没技术、要发展传统没传统、国土总面积还不足10万平方公里，而可耕地面积还只有五分之一，且自然资源也十分匮乏，脚底下不仅不产石油，连煤炭铜铁这些矿产资源也少得可怜。不仅粮食需要进口，工业原料也大都来自于海外。

更糟糕的是，50年代初一场朝鲜战争还把韩国打成了一片废墟，超过60%的工业设施和工厂建筑遭到严重破坏，超过500万人沦为难民。

韩国唯一的特点，似乎就是人口稠密，独立时就有2000万人。但人口稠密这玩意儿，对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

面对这种烂摊子，上世纪60年代军头朴正熙上台了。面对这个要啥没啥、唯独人多的烂摊子，朴正熙聪明的给韩国制定了两项国家大计——一是众所周知的扶持财阀，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搞出口导向型经济。二就是不计成本投入教育，试图以“科教立国”的方式让韩国尽快完成产业链攀爬，占据富裕的上游。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韩国的教育不仅投入大，而且一直秉持能上就上、不能上尽早分流的“精英主义”。

时至今日，哪怕在严重的少子化现象中，韩国的大学录取率依然在50%左右浮动，被简称为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的三大名校，录取率更只有2%，与我国985的录取率大体相当，这跟同期开始发展教育，但走了教育产业化路子的我国台湾省是个高中生基本都能读大学的情况，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图景。

韩国有意维持这种教育精英化的本质就是试图用教育去给人分三六九等。你考上了大学，甚至去了SKY，毕业就可能到三星、现代等大企业找一份好工作，实现阶层跃迁。反之则很可能住一辈子地下室。

何况政府数十年如一日的大力投资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从所有国民口袋里掏钱，去补贴能考的上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和教他们的老师。老百姓都不傻，看得出学习好是穷人在韩国打破阶层壁垒的唯一途径，再加上韩国本就受儒家文化影响，有尊师重教的传统。

所以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朴正熙一推出他的一揽子计划，韩国就出现了全民读书狂热。当时的韩国就有了“四当五落”的说法，意思是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的孩子能考上大学，睡五个小时则会名落孙山。

学生们如此多的学习时间，自然给了补习业极大的发展空间。公立学校的老师们于是纷纷开始下海赚外快，在下班或课余时间开补习班。由此产生了公立学校教学质量下降，学生补课时间畸高，课外负担沉重等一系列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朴正熙的调节方式还是比较温和的，他没有直接禁止校外补习培训，而是要求公立学校在放学后提供课外辅导服务，以减少学生对课外学习的需求；同时责令在职教师必须签署承诺书，保证不在课外时间到培训机构上课。再者就是推动高中入学改革，普及高中教育，并实行教师轮岗制，平均各个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

可是正如前文所说，韩国的教育竞争压力，本质上是其残酷的社会分层压力的一种投影。所以虽然朴正熙政府的一系列温和政策还算对症下药，但并没有从根子上解决问题，韩国的教育培训行业依然在内卷压力的刺激下蓬勃发展。

但到了1979年，全斗焕上台，更猛的药就来了。

看过韩剧《第五共和国》的人应该都能感觉得到。同样是军头出身，相比朴正熙，全斗焕的思路更“质朴”一些，面对韩国过于兴盛的补课产业，他觉得：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课后补习了，不能再犹豫了，必须要出重拳！你敢补课，我就捕你！

于是1980年7月30日，韩国国家安全应急委员会发布宣布施行《教育正常化与过热课外解消方案》。该方案全面禁止了韩国境内所有一切补课行为。而且该禁令还责令韩国各相关部门、各地方都要成立强力的“专项打击组”，只要发现有补课班顶风作案，专项打击组可以直接踹门抓人，涉事教师一定会被请去“特色”非常浓厚的韩国警察局吃个泡面。

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禁补令”。

从1980年改革办法出台，到2000年在呼吁下废止，韩国在中间这20年中名义上是不存在“校外补习班”的。

但政府的重拳出击，其实并没有真正打死补课业。恰恰相反，在严厉禁令下，韩国人纷纷发挥“主观能动性”，想出了各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招来搞补习。

比如你不允许在城市课堂里公开补习了，那校外组织打着“夏令营”“暑期游玩”的名义组织学生到韩国乡村去“野营”，到了地方以后依然是几排座位，一个黑板，老师继续讲课行不行？此所谓“乡村补习”。

再比如你有“专项打击组”四处巡查，但“打击组”的公务人员总要下班吧？等到你下班以后，尤其是半夜十二点之后，再组织学生抹黑起来集合上课，开补习班行不行？此所谓“夜间补习”。

还有就是类似《黑暗荣耀》中女主想的那种招，利用交通工具给孩子秘密上课。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韩国出现了大量往返于各地之间的“迷之巴士”，到了目的也不下人，就是沿着某趟环形线来回转悠。其实这种大巴车上坐的全都是参加补习的学生，前面站一个老师，跟导游小姐一样在路上跟学生们讲题。

当然，这些“小妙招”，大都是韩国中下层老百姓想的，真正的富裕家庭，压根不需要想这些手段——公开的补课班容易被举报、追查，但一对一的私人辅导却是防不胜防的，有钱人家可以直接花钱把老师请到家里来教他们的孩子。这不是家教啊，这就是我请来的朋友、家庭顾问、“管家”。

想了解韩国上层怎么“鸡娃”，可以去看韩剧《天空之城》

甚至再逼急了，富裕家庭可以直接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出国留学。

所以在禁令之下，韩国补习业不仅没有得到事实上的遏制，反而在暗地里蓬勃发展，只是家长花的成本翻了十几倍。并且学生所受的折腾增加了，他们不得不走更远的路去农村、或者半夜爬起来、亦或者在车上补课。

更重要的是，富裕家庭与平民家庭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

由于公开、合法的补课班的消失，大量从业者流入一对一私教，而私教又相对较少受到干扰。导致富人顾得起的家教与民间“野补课”之间的水平差距剧烈拉大。最后弄得富裕家庭如果不请私教给孩子上课，就好像缺了一项孩子应得的福利一般。

1988 年《京乡新闻》做了一个调查报道，称首尔最富裕的江南区有约七成以的高二、高三年级学生正在参与校外培训。绕开禁令的高端、合法、高质量的私人补课，反而成为了富人的特权。

此外，既然校外卷起来不方便了，那校内的争夺就相应加剧——高昂的补课成本，让家长开始更舍得下本的跟老师“疏通关系”，以期让老师更“照顾”一下自己的孩子。这又导致韩国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教育腐败问题。政府不得不再出台法规，去补这个新漏洞。

《黑暗荣耀》中那个看学生家庭下菜碟的女主高中班主任，就是那个年代韩国教育腐败问题的写照。

而有些漏洞则是补不上的，因为正规补课学校的凋零，还变相加剧了中上层家长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名正言顺的给孩子开小灶的需求。韩国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之间教育水平拉开，又成了一个大问题。

总之韩国“禁补令”的这20年，基本上是一个“唐吉坷德与风车作战”的过程，韩国政府非但没有解决补课带来的问题，反而滋生了一堆其他更严重的难题。于是在2000年，韩国终于通过最高法院的宣判取消了禁补令，理由则非常黑色幽默——“《730教育改革》禁止补习的相关规定，侵犯了公民的受教育权。”

当然，时至今日，韩国其实依然没有解决补课的问题，在“禁补令”被否决之后，韩国的补课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了出来。据统计，截止2020年，韩国有超过 7.3 万家从事校外培训服务的“学院”或“教学所”，仅在首尔一个城市，大大小小的补习班，居然就有足足2.5万家，是该城便利店数量的三倍。

这还没算大量如宋慧乔演的那个女主一样没有登记在册的“野补课”个人或机构——别忘了，20年的禁令期，让韩国发展出了大量“野补课”方式。

据韩国政府公布的数据，2022年，韩国中小学生的补课支出总额达到了2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446亿元），平均下来，每个韩国中小学生一个月的补课费用就超过一万元（人民币）。

韩国家庭如果没有孩子，可能主要支出就是生活费用、还房贷车贷，如果生了小孩，那么就要平添一座给孩子补课的“大山”。所以你明白为什么韩国生育率畸低了吧？房贷都觉得压力大，谁还想生个孩子让他天天补课？

梳理了上述现象，让我们再来反思一下，韩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奇葩、禁也禁不止的补课潮？

非常有趣，朴正熙当年给韩国规划的发展路线，无论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还是科教立国，其实都学习自日本。但日本的教育虽然也公认的“内卷”，却似乎从没有出现过这么严重的补课与反补课争论，原因何在呢？

原因可能是，韩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虽然文化相近、发展路径相似，但社会阶层的构成是有所不同的。

比如在教育压力下，对补课班是否应该禁止的问题，你的立场如何说到底取决于你处于什么阶层——

假如你身处社会底层，原本就对孩子课业之外的教育支出感到捉襟见肘，你肯定是拥护禁止开补课班的。因为你能看到的参照对象是社会中层人群，他们花钱送孩子去补课开小灶，把你的孩子淘汰了，你当然不愿意。所以会倾向于把这个行业整体取消掉，大家一起停止教育军备竞赛，一切平等。

可是，如果你身处社会中层，虽然你也会对补课班的开支感到喘不过气来，却依然很可能愿意支持这种行业的存在。

为什么？因为身处中层，你能接触到社会更上层的人群。知道上层人群为了维持他们的阶层代际传续，是非常舍得在孩子教育上下本的。他们请得起一对一的私教给孩子上课，甚至通过其他更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比如带着孩子结识学界、商界名流并于他们相处）给孩子“开小灶”。

这个时候你能怎么办呢？你只能咬牙送孩子去上“补课班”，试图用这种比私教廉价，但你负担的起的方式帮孩子多少抹平彼此之间的教育差距。

所以教育培训这个产业是带有高度阶层属性的，无论学的是语数外、还是钢琴、跳舞。它都是一种社会中层为了让孩子追赶上层同龄人而催生出来的产业。所以它的受支持与否，取决于一个社会中层是否强大，并有足够多的身份认同。

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裂以前，大体上是一个“枣核型社会”，号称“一亿中流”，大部分日本人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观念差距不大，处于中层，这样的社会就不会对教培行业产生过于强烈的反感。

而与之相反，韩国直到70年代中期，还一直是一个典型“图钉社会”。极少量财阀和政商名流垄断了顶层，社会中层极为薄弱，而底层人口众多。这样的社会得出的总体意见，当然一定是反补课的——大量底层民众只能看到比他们富裕一点点的社会中层在通过补课班让孩子“业余超车”，却看不到更上层的精英家庭给孩子什么教育。所以“禁补令”的推出才会有公众基础。

但图钉型社会更残酷的社会竞争，又导致了社会内卷的压力最终会投影到教育上，所以不同阶层家庭通过加大对孩子教育投入“鸡娃”来实现阶层跃迁或保住自己阶层的动机，又是确实存在的。

再加上世纪80-90年代韩国的经济发展最终还是培养出了它的社会中层。认识到教育培训行业本身并非问题的病根所在，自己的孩子最终还是要通过这一招相对“廉价”的追赶上层后。韩国人最终还是解禁了这个行业。

这才是韩国教育培训行业禁了又开、难以遏制的原因所在。

说到底，教育是人们实现阶层跃迁、或完成阶层代际传承的手段。所以一个社会如果阶层“格差”巨大，那么这种惨烈的竞争一定会最终投影在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上，让教育内卷残酷而激烈。补课业、或者说教育培训业的市场就会永远客观存在。

政策所能调解的，其实仅仅是这个市场“买方准入门槛”有多高——要么通过更开放、更宽松的政策让中层也进来，让他们购买相对廉价的教培产品以追赶上层。要么就提高门槛，将中层与底层一起拒之门外，以前者的不便为代价安抚后者的焦虑。

这其实只是一个选择问题。你更倾向于哪种选择，取决于你处在社会的那个阶层，从自己的阶层向上观察，又能看到什么样的竞争者。

而有一点，是可以通过韩国的例子肯定的，只要压力还在、需求就在，只要需求在、市场就在，只要市场在、这个问题就无法被彻底取消。法规制定和政策调整所能改变的，仅仅是这种压力的表现形式而已。